快讯：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后的宝藏”回归中国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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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王振芬、孟宪实、荣新江主编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以下简称《旅博文献》)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这些文献在学术界被誉为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最后的宝藏》，从新疆到日本，再到旅顺，历经沧桑，终于见到了世界。 12月20日，新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普遍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敦煌吐鲁番研究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创造了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的新目标。

一百年前，我们无法主导流散文件的回流，甚至没有赋予统一名称的权利——至今为止，《敦煌吐鲁番文件》这个广阔而清晰的地方，是《英藏》《法藏》《俄藏》《德藏》《大谷》等收藏地或得 《旅博文件》共26000张文献残卷，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证实了古代丝绸之路，揭示了中华文化的传递和影响。

1 .从“大谷文书”到“旅博文书”

新疆出土的汉文文献，为什么要进入旅顺博物馆？ 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

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发现敦煌文献并开始流失，揭开了陈寅恪所说的“我国学术的悲惨历史”。 瑞典的斯温·海津、英国的斯坦、法国的贝尔舍尔、俄罗斯的奥登堡等“探险家”层出不穷，疯狂获取中国文物。 作为东方国家的日本也不甘落后。 1902—1914年，日本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大谷光瑞率队，对中国进行了3次“探险”。 足迹涉及新疆、甘肃、云南等地，掠夺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文物，统称为“大谷收藏品”。 其中，古文件类被称为“大谷文件”，多来自新疆吐鲁番地区，也有少数来自新疆库车、和田等地的古代遗迹、墓葬、敦煌。 这是中国文物悲伤历史的一部分。

为敦煌吐鲁番写本中首次发现的唐代写书《古文尚书·商书汤誓》。 资料图像

像失散的孩子一样，“大谷收藏品”离开故乡，寄到日本后辗转了好几次。 第一批文化财产保存在日本的西本愿寺和当时的帝国京都博物馆(现在的京都国立博物馆)。 1944年，大部分纸本文书都归还大谷家。 其他文物被卖给木村贞造，20年后被移交东京国立博物馆。 第二、三次文化财产，1908年以后保管在神户六甲二乐庄。 1914年，二乐庄被出售给政商久原房之助，寄存的文物再次分家，部分于1916年5月运到汉城，卖给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最终踏足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今韩国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和朝鲜原德寿寺宫石造殿。 其他部分分两次运往旅顺，进入大谷光瑞在旅顺新市街的地址。 1925年11月，大谷光瑞因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将“大谷收集品”出售给了当时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所(今旅顺博物馆)。 1945年日本战败，这些被出售的文化财产作为“战利品”被苏联继承，1949年新中国成立，最终留在旅顺博物馆。 其中包括目前正在整理出版的《旅博文件》。

从新疆到日本再到旅顺，这些文献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流浪，终于回到了本土，其结局是可喜的，其过程充满了偶然。 近代中国无法改变文件流传的命运，无法主导其回流，甚至无法赋予统一名称——至今，比《敦煌吐鲁番文件》的总称更为清晰，《英藏》《法藏》《俄藏》《大谷》 从这个意义上说，《旅博文件》是指旅顺博物馆收藏的文件，区别于日本持有的“大谷文件”，展现了回归本土后的独立身份，是中国《敦煌吐鲁番文件》的所有权正名，是当代中国在国际敦煌吐鲁番学行业占领新高地，学者“悲哀”的。

图为吐鲁番地区首次发现的“列子”，只有两行，但文案与敦煌本不重合。 资料图像

2 .走出“学术悲伤的历史”，而不是国宝

《旅博文件》为什么至今全面公布？

事实上，在《旅博文献》出版之前，“大谷收集品”的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已经开展了近百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上半叶，由日本主导，有选择地发表文化财产的照片、目录是首要形式。 例如，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出版的《二乐丛书》( 1912-1913 )中，介绍了少量净土、法华经的残片。 二乐庄转卖后，《大谷收藏品》四散，香川默识整理的《西域考古画像》( 1915 )、上原芳太郎编纂的《新西域记》( 1937 )中也刊登了少量的文化财产画像。 关东厅博物馆等新西藏机构分别对《新西域记》所附的“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中亚发掘品种目录”等收集到的文化财产进行了编目。 但是，那时中国正陷入战争，无暇顾及他，国内学者很少能理解。

唐写了本《观世音经赞》，用37张残片拼写而成，图中编码为其中13件。 与敦煌的正文案高度一致，但吐鲁番本有省略。 对恢复原典全貌和进一步研究北宗思想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资料图像

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1980年以后，可以视为第二阶段。 遗留在日本的“大谷文件”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重视。 其收藏地日本龙谷大学曾一度成为研究重镇。 1983年，日本学者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件集成》第一卷出版，震惊了吐鲁番学术界。 截止到2009年第4卷出版，刊登了约万件文件的黑白照片及其录像文。 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学术成果，曾经引领了日本甚至中国的研究潮流。 国内学术界在紧紧跟随的同时，力求突破、超越。

但是，“旅博文件”没有受到同等的关注，只有与龙谷大学藏“大谷文件”的相关人员才能进入学术界的视野。 直到1992年，中国学者王珍仁、刘广堂、孙慧珍《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的古文书》一文发表在《新疆文物》上，才首次解读了部分文书复印件，整理研究工作进入第三阶段开始。 《旅博文件》终于在新世纪到来之际，走出了深邃的私房。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

王振芬孟宪实荣新江主编中华书局

200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旅顺博物馆和龙谷大学合作，从馆藏新疆整理、研究汉文佛经残片。 2006年，《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集》《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研究论文集》出版，展示了佛经残片的部分图版、名称，并发表了相关研究。 2007年，《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出版，介绍了藏书文书的来源、特色和价值。 但《旅博文书》数量庞大，仅汉文文献就达26000多篇，有公元3世纪至13世纪千年内撰写的各类文献，大部分除佛教典籍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抄本题记、经录、道经、4部典籍、法典、公私文书、数数 因此，以上事业和成果只是冰山一角，需要全面整理、深入刊登《旅博文件》。

3 .百年老貌换新面孔

近年来，国内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队伍日益扩大，科研水平不断提高，全面整理《旅博文件》的条件已经十分成熟。

年，旅顺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三个机构合作，开展了“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件的整理与研究”项目。 5年来，有近50人参加，明确了26000件“旅博文件”的标题，写了解题，编制了总目索引，最终汇总成了图版“旅博文献”。 这一成果不仅是《旅博文件》首次全面发表，也为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整理创造了新的目标。

《旅博文献》全书35册，图版部分按《旅博文件》编号顺序排列，尽量使用原大全彩进行影印、比例尺，图下注明编号标题，解决了以往敦煌吐鲁番文献出版黑白印刷清晰度不足、新闻损失等问题 文案部分包括题名和解题，解题文案包括文献译(作)者、电子佛经对应位置、校勘记、年代、参考文献等新闻，附在各版后，进行摘要、索引，供网民检索、采用。

年8月，整理小组前往旅顺博物馆查阅原件。 资料图像

这样完备的体例，等于为所有《旅博文件》建立比较详细的学术坐标。 完成26000多个坐标并不容易。

首先，要冲破两大难关，给文件起个准确的名字。 《比例图索骏》是定名的基本方法，对照残片中保存的复印件，找出其文献来源。 但《旅博文书》的时间跨度从西晋到北宋，而且大多是为了写书，字体形态多，文案知识阅读难度大。 另一方面，文献很难匹配。 仅以佛教文献为例，许多初传中国和流行一隅的佛教文献、重译、佚失，今天看到的版本与残片副本不完全一致。 还有一点残片文案，存在于很多佛经中，光靠搜索文案是无法明确唯一来源的。 要冲破这两大难关，需要整理者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其次，完整的书法分期理论赋予文书精确的断代。 由于《旅博文件》碎片化程度较高，缺少大量纪年新闻，即使知道其来源于某典籍，也无法直接准确划分世代。 为此，整理小组仔细对照纪年敦煌吐鲁番文献，提出具有科学性、实际操作性的书法分期理论，并据此处理《旅博文书》的断代问题，出现在所有解题中。

最后，建立科学高效的员工制度，保证项目的运营。 各定名、各段解题，在进入校对环节前，至少经过6次质检。 对前人的研究、参考文献的更新、总目次索引的编制等重要环节，设立了专家一贯的责任制，既不会混淆数据，也不会脱节。 从年5月20日至年9月30日，9人每人完成4次校订稿，期间流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但校订工作未延误。

《旅博文件》是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后的宝藏》，国内外学术界对其整理和公布期待已久。 为此，五年来，数十篇关于《旅博文件》中各类文献的学术论文在多种期刊上发表。 这些文案围绕“旅博文件”，“旅博文件”的整理事业也在进行。 26000多条的定名、解题，虽然只有几行，但没有不是经过反复斟酌的研究成果。 在各参考文献的背后，代表着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和思考。 这些文案的作者不仅整理了团队内部，也有很多同行专家对某些典籍、某些问题进行了多年的研究。 《旅博文件》此次的完善发表和初期成果的展示，也展现出了中国学者更加开放的心态，很多人期待着拾柴、共同推进学术进步。

《旅博文件》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其风采应世人皆知。 因此，发表了26000份“旅博文件”的原始大彩图，尽量展示其身影，残片上保存一个褶皱，一个残骸破碎，让世界记住其经历沧桑的巨变，不负国宝。 《旅博文献》的出版，不过是个开始，在吐鲁番学和敦煌学《比翼齐飞》《分进合流》的过程中，《旅博文件》一定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进而整理出版《旅博文件》的记录副本，利用其丰富的新闻内涵开展学术研究，可以提高《旅博文件》在敦煌吐鲁番文件中的地位，使中国学者在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界绽放出更加华丽的光彩。 (光明日报作者段真子，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