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讯：为什么一点乡村主题素材作品，显得“隔”和“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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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瞩目的农村主题素材文艺创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曾被文艺家“遗忘”。 当然这是相对的，也可以从社会文化和文学思潮的焦点来说。 关注农民生活命运、关注乡村生活实际情况的文学创作，无论在哪个时代、社会文化关注如何转移，始终存在。 新世纪以来，农村和农民的创作不少，但总觉得与现实的农村生活有些距离。

当前农村主题素材创作的三种姿势:故乡回忆式、诗意栖式、积极介入式

新世纪农村主题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现象是从远距离看现在的农村。 例如，付秀莹的《陌生上》是一部很好的现代乡村主题素材小说，但作者运用肖邦的《呼兰河传》式的写法，在《回忆》中展开了她关于农村的史诗。 在这样的创作中，创作主体没有按照故事的现在时态前进，而是专注于过去时态，无论他或她是否识别出了确定的回忆符号。 回忆式的记述，有回避现实的倾向，无法触及真实的现实。 这种农村主题素材小说的创作状况，与当代中国作家的使命不相称。 从审美上看，付秀莹和赵宏兴等农村主题的素材小说虽然是好作品，但给人一种与现在农村“很遥远”的感觉。 我认为最大的理由是创作主体远离了现在的农村生活。

与“故乡回忆”式的农村书写相比，相当一部分作家即使身处乡土，也以一时的居住者心情，将乡土作为自己的隐居和休闲之地，他们只关注自己内心的平静和诗意的栖息地，而不关注乡土周围的人和事。

苏州女作家叶弥是现代女作家中多写以农村为背景的隐逸主题素材的作家。 叶弥所写的，规划经济时代的农村，回到沈从文时代的乡村，乡村摆脱了政治运动的喧嚣，慢慢地回到唯美的史诗:“每一个村庄都被树遮住了，路上铺满了漂亮的流石，村庄的河流纵横，清澈的河流就在每一家的门前。 (《香炉山》)这样浪漫的乡村故事和乡村奇遇记，没有触及乡村现实的居住者，多年来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们，被屏蔽在叙述之外，和“我”的感情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种从乡村临时居民的角度出发的诗意栖居式书写还不是最多，最常见的是《双休日乡村游记》。 作家通过描述短暂的乡村旅行经历，表达自己对平静的乡村生活和诗情画乡村风景的感受，通过“不如人”的山水农庄、花草、风俗表演和各种农家菜肴的终极描摹，展现“访客”的物质满足感。 这样的作品虽然没有叶弥小说的浪漫情节，但充满了“小资情调”，也有饱食之后的矫情。 在这样的记述中，创作者以旅行者的姿态看花，乡村生活这成了令人愉悦的景观——再破坏的房子，还有蓬头垢面的乡民，在这个记述中，都是只有景观，越是贫困落后的乡村，创作者越是津津乐道。

当然，也有积极介入现在农村生活的作品。 青年小说家余同友最近创作了一部趣味盎然的中短篇农村主题素材小说。 其中短篇小说《幸福五幕》以新世纪为时空背景，在祖孙三代对“秘密”的守护中，写下了现代农村翻天覆地的巨变，也写下了祖母过去对乡村生活的留恋，展现出温暖而新的伦理关系。

新世纪以来的农村主题素材文学创作，与农村大众成为一个平面，但从整体上看，这些创作有明显的创作主体“缺席”的隔膜感，正如铁凝所说，我们现在的农村主题素材创作，“依靠过去的经验想象、写作”、“ 关于这样的创作，她评价说:“虽然不能说这样的创作完全失效了，但至少和我们的时代相距甚远。” 凝练的论述十分肯定。 总之，新世纪以来的农村主题素材文学创作基本固定在鲁迅和沈从文的叙述框架内及其创作经验中。

创作主体建设:将自己“缝制”到实际的农村社会关系总和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和农民在政治层面备受瞩目，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农村是主战场。 另外，虽然城市文学热潮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但新时期的农村似乎还是一片尚未深入开发的处女地。 因此，现在是文学家再次将飞扬的眼球投入农村的时候了。 当前中国农村乡村振兴之路高歌猛进，广大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些都值得文学家倾情。

从整体上看，目前深刻反映现实的农村主题文学作品为数不多，创作者沉浸在过去的乡村经历和乡村书写模式中，没有触及当前农村生活的现实，许多作品都写得比较“隔置”和“陌生”。 对此，还是应该给创作主体找原因。

一切文艺作品都是创作主体生活体验的成果。 创作主体的站位最终决定作家透视和切入的视角、叙述的重心、立脚点。 这种观点、重心和重点通过她或他与叙述对象的关系，直接影响作品的深度、广度和厚度。 有的记述是作家把自己放在状况中有的记述是作家把自己放在外面。 因此，创作主体对当前农村主题素材文艺创作至关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创作主体如何，作品如何。

纵观新中国文学史，能够写出优秀农村主题文学作品的作家，都与农村群众打成一片，甚至把自己变成“农村生活的人”。

赵树理是作为“农民”从事创作，实现创作主体身份重构的典型作家。 赵树理继承了鲁迅某些方面的风格，如国民性批判，但他不像鲁迅那样把乡村放在“记忆”中，而是把乡村放在“现实”中。 鲁迅笔下的乡土缺乏细节，一点点的故事是情绪化和诗化。 赵树理立足乡土，其重心也在乡土。 因为在其中，赵树理作品乡土政治生活的细节生动活泼，农民形象的塑造也处处显示出政治解体的合理性。 具有赵树理式创作精神的，是“十七年文学”时期的许多作家。 柳青也是实践延安文艺座谈会谈话精神的模范作家。 他在创作《创业史》之前，不堪重负，带着家人离开北京，离开安家陕西皇甫村，将户口迁移到农村，住在农村已经14年了。 这塑造了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形象，是新中国农民向社会主义集体化注入了热情。

创作主体的身份转换带来主体意识的转换。 赵树理创作《小二黑婚》《三里湾》《柳青创作《创业史》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过程暗示，创作主体“乡巴佬”的姿态对创作“乡巴佬”的农村主题素材小说极为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作家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 搬家到城市的作家，离开家乡后，很多人多年没回去过。 他们对乡村的记忆还在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过去只是“在那里”，不是现在“在这里”。 所以，现在很多乡土故事展现了离乡背井的人的创作姿态，作品的文案也与实际的农村生活拉开了距离。 新时期农村主题文学的创作，作家应该重新回归农村生活，将自己沉浸在农村现实生活的深处，“把”自己植入“实际的农村社会关系的总和”之中，使自己成为“农村生活的人”。 然后，作家们摆脱“离乡者”的感伤，构筑“在乡者”的叙事角度，不再置身事外，而是在置身事外的情况下，认真思考城市化进程给农村带来的空心化问题，新农村建设和农村振兴战术带来的新变化、新 这样，就可以不以“离乡者”的口吻讲述农村的故事，而以“在乡者”的切实体验写出当前中国农村的真实故事。

总之，作家、艺术家只有把自己变成“农村生活的人”，才能远离任何中国关于乡村的不现实的乌托邦想象，写出优秀的农村主题素材作品。

(作者:方维保，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