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讯：警惕！抑郁症“魔爪”伸向青少年

本篇文章4424字，读完约11分钟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孩子“懒”在家，怎么骂也不愿来学校”年9月，陕西省宝鸡市石油中学心理老师刘海燕在校园里遇到了为孩子办理请假手续的家长。 简单说了一下，刘海燕发现“这个孩子有很典型的抑郁症症状”。 父母听了她的建议，总是带着“打不起精神”“郁闷”的孩子去医院精神科，诊断结果是“重度抑郁症”。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世界上有3亿多抑郁症患者。 抑郁症也被称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大杀手。 日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抑郁症在中国成人中的发病率约为7%，发病率超过5%的疾病是多发病、常见病。

年9月，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加大对青少年等要点人群的干预力度，并逐所高校、高等学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体检文案，进行心理辅导。 开设室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配备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等，对学校在青少年抑郁症预防、干预方面的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青少年为什么会成为抑郁症防治的重点？ 近年来，青少年抑郁症呈现出什么样的快速发展态势？ 学校的心理教育工作面临着那些困难？ 如何组织青少年抑郁症防治网？ 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水面下——低龄化趋势肉眼可见

“我13岁时感觉自己明显和同龄人不同，那一年我在上中学。 我发现自己的情绪很难出现大的波动，小的波动也很小。 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做“缺乏快感”……”这是网名为“容量瓶”的抑郁症患者在18岁时写的对自己疾病历史的解析。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在具体病症上存在差异。 总结一下，从“苗头”到“成势”，患者会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从最初的情绪低落、疲劳倦怠、睡眠障碍到观察力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学习能力下降、躯干症状、自残行为等。

国内大型抑郁症互助社区“度过”的创始人张进说，这些经历“完全在水面下”。 不仅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很多孩子也说不清楚自己的变化。 张进说，在接受治疗之前，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和家长一般会经历2~3年的痛苦、认知和接受期。

“由于流行病学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不同，人群不同，我国目前没有非常准确的青少年群体抑郁症发生率数据，也很难进行比较。 ”。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所长马军表示，根据1年发表的荟萃分析(通过查阅文献，收集了与某用户提问相关的多项研究，总结并拆解了这些研究结果，得到了更具说服力的综合研究结果)，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代，

张进表示，近几年接触的抑郁症群体中，青少年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他只有7岁接触过最小的抑郁症患者。

年8月，“穿越”的第一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长微信群成立。 经过3年多的时间，“渡”的父母群达到了20人，分别为500人的大群。 张进表示，这些家长明显来自北上广等城市中产阶级，作为研究样本不全面，但一叶知秋表示:“从患者家长群体的快速成长也可以看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成长很快。”

“低龄化的趋势可以用肉眼看到。 ”担任6年中学心理老师的刘海燕，对现在的青少年抑郁症的患病情况也有同样的感受。 “以前，中高的孩子得抑郁症很少见，很个别，但现在更多了。 ”。

“青春期连接儿童期和成人期，这一时期的身心健康影响孩子一生的体格、体质”马军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全球20%的儿童和青少年患有某种残疾性精神障碍，一半的成人精神障碍发生在青少年时代。

“早发现和早治疗心理问题有利于人的终身健康已成为普遍共识。 ”。 马军表示，从这个角度看，“方案”对以青少年为抑郁症防治重点的人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道防线——学校抑郁症筛查很有意义

抑郁症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遗传、生理因素和家庭关系、社会文化因素。 其中，家庭关系特别是亲子关系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特别重要的因素。

面对青少年抑郁症，作为第一监护人的监护人处理得好吗？

“许多父母发现孩子生病是从孩子宣布不上学的时候开始的。 ”。 张进说，面对孩子的情绪变化，父母们一般缺乏“警醒”和“意识”，不愿意承认孩子的病。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表现出的生活习惯不规律、沉迷手机、厌学、“懒惰”等，常常让父母困惑，“这么‘贪玩’、‘贪玩’，怎么会得抑郁症”。

“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充满爱意和脆弱。 母子关系紧张，孩子的情绪状态会更加恶化。” 陕西省西安市第七十中学心理教师李朝莹说。

“不良的亲子关系可能导致不良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产生恶性循环，但很多长者不知道如何改变”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第一小学心理老师肖冬梅看来，家长普遍认同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但“我做不到”的能力不足、“我做不到”的人，

“谁在痛苦，谁就会改变。 只有疼痛平息后，疼痛才会改变。”张进说，父母重视孩子的心理问题，一般应该等到孩子上学、上课、自残。 “离父母接收孩子、生病、需要治疗，可能已经过去了一两年”。

“精神疾病也像我们的热风邪一样，越早治疗越有效果。 否则，病就会变大。 ”。 刘海燕说，当孩子迅速发展为中重度抑郁症时，需要多次药物治疗和住院治疗，“大人和孩子的工作生活完全改变了，代价太大了。”

“父母离孩子最近，最早发现”张进反省说，现在孩子不想和父母说话，不能说话，是家庭的“隐性创伤”。 因此，从去年开始亲子露营活动，邀请父母和孩子一起上课，活动，互相学习表达，倾听。 “我们逐渐意识到家庭教育是应对青少年抑郁问题的关键。 母子之间能否顺利地表达信息是处理问题的关键。”

此次国家卫健委印发的《方案》中，确定要求各高校、高等学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体检复印件。 抑郁症筛查不等同于诊断，筛查结果有异常的学生需要去医院进行专业诊断，但考虑到学生和家长在“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中意识、能力的不足，学校筛查被许多心理老师视为“有意义”

马军利用另一组数据，展示了学校在青少年抑郁症防治中的重要意义:截至年底，全国2936家精神卫生机构中只有175家设立了精神科儿童病房，开放床位3835张，儿童精神科床位仅占0.89%。

“光靠医疗的力量很难满足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诉求。 未来青少年健康方面的投资必须从疾病治疗向预防服务展开。 ”。 马军说:“学校是青少年生活和学习的重要场所，是青少年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近年来，教育部门和学校意识到了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年12月，教育部发布《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年修订)》，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进行科学指导和规范，促进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快速发展和全面普及。 年12月，国家卫健委、中宣部、教育部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22年)》，要求到2022年底，各级各类学校要么建立心理服务平台，要么依托校医等人员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服务， 此次印制的《方案》也进一步确定，到2022年，公众对抑郁症的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80%，学生知晓率达到85%，学校要为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判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还在路上——筛选后怎么织密集防治网？

在中小学校园里，心理教师是学校心理工作的主体。 他们往往带动学校的心理教育事业，带动家长和社会支持资源。

“心理老师应该成为学校心理工作的领导者、学生的陪伴和家长的支持者”有着5年心理教育经验的李晨莹这样描述了心理老师的角色定位。

目前，在西安第七十中学这一完全中学，初中和高二每两周有一次心理教育课，文案中包含了自我认识、情商、人际关系等文案。 每年学校都会举办心理健康周活动，组织学生参加心理漫画、心理征文、心理剧等。

在小学阶段，心理学课没有单独的课，肖冬梅利用班会等时间，给每个班级每学期填4节心理教育课。 而且，她所在的学校开设父母的大学堂，每月定期向家长提供必要的心理学知识。 “应对青少年抑郁问题，搞好家长学校是非常重要的。 ”。 肖冬梅说。

“我们学校的师生心理健康知识很普及，同学们之间对心理疾病也没有歧视。 ”李晨说，来咨询的学生“可以堂而皇之地进门”。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期待着有会说话的心理老师。”三年前，李晨从社会心理顾问调到了学校的心理老师。 但是，目前在中小学做心理老师并不容易。

受年疫情影响，心理教师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教师招聘中的心理教师名额明显增加。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年修订)》要求:“每所学校至少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其编制从学校总编制开始统一处理。” 目前，基本上所有中小学都满足了至少配备一名兼职心理教师的要求，但与其他学科相比，各地提供给中小学心理教师的编制数量还远远不够。

“现在的问题是心理老师名额很少，大多数学校没有专职的心理老师，基本上由其他单位的老师兼任。 即使有专职心理教师也以聘任制为主。 ”。 李晨说，以自己为例，年收入比编教师少7万至8万元。

由于当地教师紧张，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心理教师正在入编，但首要承担着语言教学工作。 现实中，兼任这种多重职务并不少见。

《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22年)》提出，各地教育部门要将心理健康教育复印件纳入《国培计划》和地方各级教师培训计划。 然而，对专业心理教师来说，这些首要的比较普通教师普及心理教育常识的培训，并不能满足诉求。

为了继续学习新的咨询知识和技能，肖冬梅每年自费参加培训。 基本上即使参加比较便宜的在线课程，她每年的培训费用也在几千元到一万元之间。 李晨说，自己没有太多机会吸收新知识，一直在输出“在吃以前的旧书”。

“在学校全职做心理咨询和辅导还是很奢侈的，做这个工作也很奢侈。 ”肖冬梅说。

马军认为，目前处理青少年心理问题预警的问题有两点。 一是心理问题被污名化。 这要从青少年和父母对这个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以及有两种可能的服务开始。

马军表示，将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知识普及，确保青少年和家长警惕抑郁情绪、抑郁症，并加强师资培训。 “学校的心理老师要经过定期的训练，提高相应的能力。 另外，应该有向早期识别的青少年提供医疗中介等支援的能力、渠道。 ”。

面对抑郁症等心理问题，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资源所拥有的差异也让马军感到“挑战巨大”。

马军表示，对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的横断面研究表明，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相比，表现出更高的焦虑、抑郁、自卑和孤独感，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现在这个行业的服务提供者非常不足，儿童精神科医生不足，唯一的儿童精神科医生也大多在大城市工作。 ”。 马军表示，在学校完成抑郁症筛查后，医院承担着诊断和治疗的责任，但目前中介资源匮乏、不均衡的问题依然突出。

“在学校筛查了抑郁症风险很高的孩子。 然后呢？ ’张进也很担心这个。 在社会、家长、学校还没有足够“就位”的情况下，这种筛查会带来校园歧视吗？ 孩子会被歧视或者被劝退吗？

如何为青少年抑郁症问题引发完整的预警系统，更好地保护所有儿童的心理健康？ 答案还在路上。 (中国教育新闻记者梁丹)